张根度
一、 计算机之路
1960 年 2 月，我从本校数学系固体力学专业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同年 5 月参加教学改革，刚留校的我带领 7 位力学专业一年级的学生，研制力学中的电模拟实验装置。之前，原属于数学系的 602 电子计算机科研组被调到物理系，数学系领导决定再召集一些人筹建研制计算机，大概当时我带领一批学生研制电模拟实验装置之故，1960 年 10 月，当时领导把我从固体力学教研室调到陈火旺领导的数理逻辑教研室，并指定我和另外三位老师筹备造计算机。直到此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计算机，也从未学习过与电子计算机相关的任何知识，我与学生做的电模拟实验装置与电子计算机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在当时，领导的决定，个人一定要服从。从此，我告别了已经上过 10 大力学基础理论课，也有了一定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力学专业，走上了我从来未学过也从未接触过的计算机之路。
1960 年底，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影响上海，数学系造机之梦破灭，我重回力学专业也不可能，领导要我一年以后（1962 年春），给 1958 年秋招收的我校第一届程序设计和计算方法二个班的学生开设计算机原理课。在当时，按理研制 602 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组中任何一位教师是开设计算机原理课的最合适人选，但是由于科研组已不属于数学系，以及学校对研制电子计算机的任务抓得很紧，根本不允许抽出教师来承担计算机原理课程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无法也不可能拒绝的。1961 年整整一年，我只能赶鸭子上架，查看了大量有关计算机的资料和书籍，总算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一本上课用的教材（讲义）。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一共给三届程序设计和计算方法二个专业学生上过计算机原理课。
1964 年 7 月，数学系向北京 738 厂购买了一台国产 DJS103 电子计算机供教学用，领导要我一个人到北京去接机。之前虽然我多次对学生上了计算机原理课，但从未接触过实际电子计算机，这一次在北京 738 厂待了三个月，给了我一个机会，把整个 DJS103 电子计算机从 CPU、存储器和外部设备里里外外看了个够，摸了个透，算是一次 “理论” 与 “实际” 的结合，也是接机回校后开机与维护的需要。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课不上了，103 计算机也停机了，大概在 1969 年——1971 年期间，大批教师下工厂，我与一些教师先后下到江南造船厂和上海交通电器厂，在江南造船厂帮助设计和研制了程控螺旋桨加工计算机，在上海交通电器厂帮助设计和研制坦克激光测距瞄准计算机，现在来看，这都是很简单的专用计算机，但却是我从 1960 年 10 月转行计算机 10 余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参加一个计算机的科研工作。
1973 年——1975 年，领导派我到北京 15 所（华北计算所）参加 DJS220 大型计算机联合设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正规和系统的计算机设计与研制，也是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等级的计算机设计和研制工作，使我对计算机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当时参加联合设计的单位还有不少高等院校，除了复旦之外，还有北大、北航、西交大、南工（现在的东南大学）、南大、华师大等校，还有当时国内生产计算机的所有厂家，通过联合设计结识了许多我国主要从事计算机设计、研制和生产的同行专家，对日后工作非常有帮助。
参加华北计算所 DJS220 大型计算机联合设计，虽然对我的计算机理论和设计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在联合设计前，华北计算所的科研人员事先已做了大量总体设计和部分逻辑设计的预先研究，联合设计组在学习基础上完成未完成的逻辑设计和编制微程序，对我来说，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科研。
对我来说，第一个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科研项目是在 1978 年——1980 年间，当时华北计算所正在设计和研制 DJS－186 小型计算机系列，我们提出在 DJS－186 的宿主计算机上，设计和研制与 DJS－186 结构完全不同的异构目标计算机的微仿真器，实现在与 DJS－186 完全异构的目标计算机程序可以在 DJS－186 的宿主机上不加任何修改地运行，这一新颖想法得到当时华北计算所五室主任和后来电子部计算机局局长杨天行的支持，于是我校计算机系五位教师——徐公权、吴时霖、高传善、黄德利和我承担了这个项目，我们首先确定研制目标计算机——DJS－130 的微仿真器，项目在 1980 年完成，当一个目标机 DJS－130 的程序通过目标机 DJS－130 微仿真器，在 DJS－186 的宿主机上运行并得到与在 DJS－130 上完全一致的结果时，项目成功了，我们五人都非常高兴，到清华大学旁边五道口的一家饭店，喝了啤酒，吃了饭，并在五道口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以示庆贺。
DJS-186 微仿真器的研制成功，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具有自主创新的独立科研成果，在业界产生了一点影响，并在计算机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到这个时候，才标志我刚刚跨进计算机的大门，步入计算机的自由王国。屈指算来，从 1960 年把我从固体力学教研室调入数理逻辑教研室，到 1980 年，已经过去了 20 年的光阴。
二、 网络之路
1．我所走过的网络之路
上世纪 80 年代初，单片机和 PC 机的出现，传统计算机的设计和研制被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所取代，上世纪 70 年代盛行的微程序设计也被集成电路片上逻辑所取代，而寿终正寝，看到了大规模集成电路飞速发展，迫使我思考未来的路在哪里。
在 1982 年到 1984 年期间，我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与华北计算所、中科院计算所、软件所、电子部电科院、电子部 30 所、邮电科学院数据所、北大、清华、北航、北邮、南大、南工、上交大、西交大等业界同行们交流，探索未来发展之路，并经常走访当时的电子部、电科院、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通信兵部、邮电部和邮电科学院等国家领导和科研等部门，了解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同时也向国家领导部门反映我们的设想和建议。到了 1984 年，与业界同行凝聚共识，确定走计算机网络之路，根据当时国内外情况，确定三个主攻方向——计算机通信、开放系统互连与 Internet（互联网），并且在国家有关部委的七·五（1986－1990）和八·五（1991－1995）科技攻关中列入了三大方向许多科技攻关项目。在此期间我们承担了不少国家和部委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大量的科研项目主要由我带领高年级本科生并连读硕士以及读后留校的学生完成，在进行科研项目的同时，也扩展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了科研能力，这是高等院校的优势。记得国防科工委的七·五科研项目 “分组交换网” 是由三位高年级本科生连读三年硕士然后再留校完成的，通信兵部 “七·五” 型号研制项目 “分组网 Teletex 终端” 和 “八·五” 型号研制项目 “分组交换（地面）网与卫星通信互连”，“七·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开放系统互连（OSI）网络”，电子部电科院的 “七·五” 和 “八·五” 的三个国防科工委的军事预先科研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科研项目 “网络交换机、路由器” 和 “上海科技情报检索网络” 等等都是依靠一批批高年级本科生连读硕士，有的还留校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 “上海科技情报检索网络” 的数据库与检索部分是由于玉老师科研组完成的）。在那段时间，白天、晚上和假期，师生们都在奋战，大家都有感觉，我们的努力工作正在拉近我们与世界网络技术的差距，现在回想起那段难忘的与同学在一起奋斗的岁月，心头常常是很激动的。
在我的网络之路上，还有三件值得回忆的事，一是参加由电子部电科院院长童子鹏院士主持的 “8711 工程”，1987 年 11 月在苏州召开第一次项目会议，故称 “8711 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与当时美国 NSF 主导的 “Internet”（互联网）联通，参加这项工作有电子部电科院、电子部 30 所、上交大、复旦、清华等等院校，当时我国还没有与 “Internet”（互联网）互通的域名，童院长联系了德国 GMD 研究所，通过德国 GMD 的 “Internet”（互联网）域名，把参与 “8711 工程” 单位的终端与 “Internet”（互联网）联通。记得大约在 1991 年，参与 “8711 工程” 单位的终端通过德国 GMD 研究所的域名，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 “Internet”（互联网）用户互通电子邮件，以后不久，互联网成为国家行为，建立了国家专门的互联网管理中心，“8711 工程” 就结束了它的使命。
第二件事，在 1987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获知当时的欧共体（现在称为欧盟）与我国国家科委有一个科技合作项目——欧共体支援在我国建立计算机网络（OSI）一致性测试实验室，因为一致性测试涉及 OSI 国际标准和发展我国国家标准，所以项目与当时的国家标准化局（现在归属国家技术监督局）也有关，为了争取把这个项目落实到复旦，我经常跑当时的国家科委（现在的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标准化局进行游说，汇报我们正在开展的计算机网络（OSI）的科技攻关，以及学校非常支持等情况。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988 年春，国家主管部门—国家科委和国家标准化局同意把项目落实到我校。不久，当时欧共体 13 总司官员莱勃汉（法国人）到我校考察，我记得当时谢希德校长参加了接待，说了许多学校支持这个项目的好话，我介绍了我们正在开展的计算机网络（OSI）科技攻关项目的情况，以及项目落实我校后执行的条件与打算，并让他参观了我们的实验室。我记得，考察结束时，莱勃汉对这一次考察是满意的，临走时，他告诉我，欧共体准备在这个项目中投入约 250 万英镑，主要是我们外派大量访问学者（大约 14 个人次以上）到欧共体国家所需要的高规格生活费用，接受访问学者单位的培训费用，支付购买整套 OSI 一致性测试软件费用，我们派遣赴欧考察人员在欧洲的落地费用，以及欧洲相关人员多次到我校访问与工作的所有费用等等。我们在执行这个项目上花费也不少，主要是所有出国人员的往返机票，来校欧共体官员和访问与工作的科研人员的接待费用，逸夫楼 1990 年刚造好，学校给了我们整整一层（5 楼），作为一致性测试实验室和复旦网络与信息工程中心工作场地，它的装修费及每年上交学校的使用费（包括水电费、房屋使用费等），实验室空调、大功率 UPS（不间断电源）、存放软件的保险柜、资料柜、工作人员电脑桌椅、办公桌，以及多台 SUN 工作站和 PC 机，所有这些费用都要由我们科研组出资，好在当时我们的纵向和横向项目的经费比较多，可以支撑与欧共体合作项目所需要的费用，学校给我们的支持主要是给了我们当时学校最好和全新的逸夫楼 5 楼整整一层的实验室场地，在人员留校审批上给我们支持，以及学校批准我们成立复旦大学网络与信息工程中心。
第三件值得一提的事，在 1984 年，当我确定要走网络之路时，深感需要一位文革以后（具体来说 1982 年后）毕业，学业基础好和工作能力也强并能领军的年青教师参加，经过观察了解，发现 1982 年夏我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张世永老师是一个可以领军的人才，符合我的要求。我记得，当时我找到他时，他还是以政工干部留校，并任计算机系总支副书记，我希望他能双肩挑，在不影响政工工作前提下，能参加我们的科研工作，他欣然答应，事后证明，当时这一决定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措施。1988 年夏，与欧共体的合作项目要派四位访问学者到英国一年，当时，多项重点项目使我脱不了身，另外，欧共体 13 总司的项目官员一年 2 至 3 次来校，也需要我接待和安排，领队去英国的任务就落到了张世永老师身上，由他带队去英国。
与欧共体的合作项目大概持续了 8 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先后累计派出了 14 人次以上的访问学者到欧共体二个国家（英国和意大利）访问和学习，学习一致性测试理论、一致性测试软件、一致性测试实验室管理等等，所有去国外的访问学者的管理以及在欧洲与欧共体和接待访问学者的研究所的联系都是由张世永老师负责。在欧共体合作项目上，我主要是在项目创始立项、人员组织以及与欧共体 13 总司的项目负责官员接待与会谈，之后，在我校建立与欧共体合作的 OSI 一致性测试实验室的组织、技术和管理等也都是张世永老师负责。顺便提及，在这段时间张世永老师还负责起草和制定 OSI 一致性测试国家标准，我则负责起草 OSI 运输层服务与协议的国家标准。
自从 1984 年张世永老师参加到当时的网络科研组以来，已经 30 年过去了，回忆往事，在 “七·五” 和 “八·五” 期间，我承担很多重点科研和科技服务项目，又要承担与欧共体合作的 OSI 一致性测试实验室的国际合作项目，没有张世永老师参与分担了与欧共体国际合作项目，很难想象项目最后结果是否会成功。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 10 余年间，一批科技项目的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六项，三等奖三项。
2．早期网络技术的不同流派以及 OSI 一致性测试实验室和计算机网络认证中心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发展早期，存在二个不同风格的流派——北美派和欧洲派，北美派也称实用派，它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来发展计算机网络，上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提出把分布在全美当时的大型和超大型计算机互联成资源共享的计算机网络，使用者不需要亲自到计算中心所在地去上机解题，可以在任何具有通信设施的地方投递作业并返回计算结果，这个早期网络也称为 ARPA 网（或称 DARPA 网），在此期间根据资源共享联网应用要求，发展了使用至今的 TCP∕IP 网络体系。上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 NSF（国家科学基金会）在 ARPA 网基础上，在全美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支持发展以互通电子邮件为主的 Internet。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 NSF 把已经发展到有相当规模的 Internet 转移给私人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很快 Internet 网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发展了许多突破传统模式和传统概念的 Internet 应用，许多新概念新模式的 Internet 网络应用层出不穷，至今 Internet 已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甚至娱乐的各个角落，说人们已经离不开 Internet 也不为过，Internet 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方式。发展至今，它的网络体系还是沿用上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 TCP∕IP 体系，已经出现了不能满足海量用户和层出不穷网上应用的要求，例如 IP 地址空间问题，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等等，虽然经过不断修改和扩充，但总感到不尽人意和不够完美，这与 Internet 一开始是从实用中发展起来有关，当初发展时没有预估到会发展到今天的海量应用所需要的架构。
欧洲派也称理论派，它与北美派风格不同，它不是从实际应用中发展网络体系，一开始就发展无特定应用目标的网络体系结构（例如著名的开放系统互连基本参考模型——OSI）、网络各功能层、一致性测试等等理论，并据此制订相应的国际标准，然后提供给各计算机设备制造商、通信与网络设备制造商，供他们生产联网软硬产品。在 80 年代中后期，确实有不少计算机设备制造商、通信与网络设备制造商也推出了一系列基于 OSI 的产品，供各需要联网的用户自己组网，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各种 Internet 应用洪水般涌来时，还没有出现一个基于 OSI 体系的像 Internet 那样广泛的网络应用和遍布全球的 OSI 网路，从此以后，基于 OSI 体系的计算机网络与应用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在我校与欧共体合作建立的 OSI 一致性测试实验室和上海东方计算机网络认证中心，成立开始，也是结束开始，但是这个项目开启了国际合作，培养了一批人才，奠定我们计算机网络与应用的基础。如今，“欧共体与中国合作 OSI 一致性测试实验室” 和 “上海东方计算机网络认证中心” 的招牌依然静静地挂在逸夫楼一楼大厅墙壁上，总使人想起曾经的过去。
三、 创新之路
1989 年，经人介绍，结识了上海市东供电局总工程师王泉根，他是电力系统非常有经验的资深专家，又是计算机迷，见到我时，他向我提出，非常想用计算机来解决电力调度自动化的问题。他有设想，也有丰富的电力调度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但是他向我表白，他没有能搞电力调度自动化的计算机专业的人，又没有经费，他对我说，只要成功，他就可以申请项目，光市东供电局辖区内，需要 4－5 个调度自动化系统，可以申请到几百万。当时，我正在承担的多个项目正在进行。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我决定走网络之路时，当时我就预感到计算机网络尚未成熟，正在大力发展，但在计算机网络发展成熟之后，一定是发展计算机网络应用的天下，并有着广阔的前景，所以当王泉根总工向我表白了他的设想和要求时，我当时就一口答应，我感到这是一个有着非常明确的应用需求，又有着既对应用业务非常熟悉又对应用非常热忱的王泉根总工和市东供电局参与的计算机网络应用项目。我对王总说，计算机专业（硬件和软件）的开发人员由我们负责，启动的开发资金由我们出，当时我们的服务项目经费还比较多，可以承担，就这样，我们启动了自己立项、合作开发电力调度自动化项目。
记得，1988 年夏季，我从物理二系（原子能系）调来于建华老师，又从其他学校要来一位毕业生，以及二位本科高年级学生（后来留校），组成项目组成员，项目组由于建华老师负责，此后，又陆续补充电子工程系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比较大的系统工程，既有硬件，也有软件，又有通信与联网。项目在 1992 年通过上海市科委主持的技术鉴定，之后，上海市电力局才正式同意市东供电局立项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实用化项目，只有通过实用化验收，系统才能推广应用，实用化验收要求比技术鉴定要高得多，在向实用化验收迈进中，发生了二次几乎导致失败的危机，一次是发生在 1993 年与 1994 年间，开发的系统，在硬件上经不起现场干扰，系统不稳定，达不到实用要求，干扰一关必须要闯过，系统才能稳定和实用。之前，我在这个项目上化的时间不多，主要是由于建华老师负责，我只是参与讨论和蜻蜓点水般地过问，发生干扰后，我与项目组成员一起化大力气进行分析，下措施，一段时间后，终于找到了干扰原因，克服了干扰，系统可以稳定工作。第二次危机发生在 1995 年 3 月，开发的系统已经可以稳定工作，上海市电力局总工们前来检查，发现我们开发的系统，在软件功能上与市局制定的 “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实用化验收标准” 还有不少差距，并明确提出在 1995 年 5 月 1 日前要达到实用化验收标准的要求，1995 年 5 月 1 日后前来进行实用化验收，若达不到实用化验收标准就要取消项目，就意味着 6 年左右的心血付之东流，其中包括我们自己投入了不少人力和物力的费用。当时在巨大压力下，我与项目组成员一起吃住在供电局的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机房现场，挑灯夜战，终于如期完成任务。记得，当年 5 月 1 日，通过了市电力局总工们组织的实用化验收，此后二年不到时间，上海电力局所辖的 14 个区级调度的电力自动化调度系统中，近 80% 成功使用了我们的系统。
在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发现二个问题，问题之一，发现一个变电站采集的实时电网数据，可能多个供电局（所）的电网调度要使用，过去电力局传统做法，一个变电站采集并供多个电网调度使用的实时电网数据通过多条通信线路，一对一地进行传输，缺点很多，每条通信线路，短则数公里，长则数十公里，非常昂贵，大量通信线路的维护也是个问题，而且同一个数据经过不同通信线路传输，有可能不一致。
问题之二，发现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采集和处理产生的数据，不仅调度自动化系统自身需要，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也需要，过去传统方法是采用报表方式汇集和人工录入，虽然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费力费时，没有实时性，还容易出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想到上述二个问题，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得到很好解决，但之前，在电力系统从未有人想到和实现过。1992 年夏开始，我连续化了较长一段时间，给上海供电局总工程师和有关业务部门宣讲，总工们终于理解了通过数据交换网，可以解决电力调度网与管理信息网中的数据交换与共享问题，并下达项目，要我们给上海市电力局系统设计上海电力数据交换网，以及参与项目向国外公司的招标工作，当时在国内电力系统，上海电力数据交换网是第一个提出和实施的项目。这个项目成功，使我们日后很自然地承担不少上海市电力局辖下的地调与区调内部网，以及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联网数据交换与共享项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市有关领导提出要复旦和上交大两校教授办公司，在两校旁建立两个高科技产业孵化基地，并出台许多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大概是有关市和校二级领导认为我和张世永老师二个科研组最有条件办公司，派出了市科委二位副处长，分别到我和张世永老师科研组进行联络和动员，时任校长杨福家院士也找我谈话，要我响应有关领导的指示，出来办公司，时任校产办主任蒋国兴老师更是向我们许诺，鼓励我们办公司，学校将出台优惠的鼓励政策。在这样背景下，我和张世永老师先后都办了一个校办公司，我办的公司是 1996 年 8 月注册的，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的 80%，以及开始二年，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都直接与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地级调度和区级调度内部网，以及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交换与共享项目直接相关。1998 年 8 月，公司经过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公司资产已有 1818 万元，是公司成立时 100 万元注册资本的 18 倍。尝到了创新的甜头，更加坚定了走创新之路。
大约在 1999 年 6 月，刘文海老师告诉一个消息，上海消防局的 “上海消防通信指挥系统” 项目要招标，我与刘文海老师找了上海消防局的沈友弟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已有 8 家公司准备投标，这 8 家公司都是消防通信指挥系统的专业公司，都有做这方面项目的业绩，沈总又告诉我们，前几年上海消防局已经做过同类项目，化了 1000 多万元，项目结果失败了，承担前次项目的公司就在这 8 家中，并告诉我，这次招标，要吸取前次教训，决心排除各种关系和后门，唯一要求是投标方案要突破常规，要有大的创新，在技术上要达到国内领先，要代表上海水平，这一席话给了我信心。
1999 年夏，我正好去国外开会，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在该国某公司工作的上海藉王小姐，该公司中有一个部门，是专门研究和开发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在该国的许多消防通信指挥系统都出自该公司，王小姐向我介绍了二位开发人员，他们向我介绍了正在研发的 “21 世纪消防通信指挥系统” 的新理念，赠送我相关的影像资料，还领我去参观了一个正在运行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这次参观访问，开启了我回沪后参加上海消防通信指挥系统项目的创新理念，坚定了我回沪后参加投标的信心和决心。
回沪后，一方面我向上海消防局有关领导介绍了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并把相关影像等资料给了他们，当时可以明显感到他们对我的介绍和影像等资料很感兴趣，似乎有面貌一新的感觉，事后投标结果证明，这次在国外的参观访问是很成功的，对投标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回沪后，另一方面我找了王元彪和刘文海，一起起草了投标书，经过投标与开标，结果，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和业绩的公司脱颖而出，一举中标，其它 8 家都有业绩的公司都失标，究其原因，诚如上海消防局的沈总事后所言，他说：你们方案理念很好，有创新，是我们想要的，另外 8 家墨守成规，没有创新，所以尽管你们没有业绩，我们还是选中了你们的方案。
项目投标虽然中标，但项目实施难度很大，项目开标和宣布中标的时间是 1999 年 9 月底，记得要求我们在 2000 年 2 月 4 日除夕（大年夜）之前完成整个项目，并要求最晚在除夕当天开通运行，因为从除夕晚开始，整个春节期间，是一年中火灾报警最多的日子。项目是一个大型软件和网络工程，公司没有一个人接触和开发过同类软件，一切都需从头开始，项目还是一个不小的网络工程，需要把分布在全市各区、县几十个消防中队的本地指挥子系统与调度指挥中心的主系统联网集成，并要在硬件和软件上实现火警联网调度与指挥，除了调度指挥中心主系统外，还包括消防中队本地指挥子系统的硬件、软件与联网开发，此外还有调度指挥中心、所有区、县消防中队等处的网络布线、机房装修和全市的联网工程，项目中还包括一项我们所有人都未接触过的内容——接警用的呼叫中心，及其与消防通信指挥系统集成与联动，所有项目开发包括软件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调试、测试到开通运行、网络布线、机房装修、硬件（包括网络呼叫中心与大屏幕视屏、公告牌等）安装调试、全市联网和全系统集成等等，工程量很大，工程时间很短，难度也很高。我记得，当时我们组织了公司几支开发队伍，在统一组织下，齐心协力，分头开发，公司还采取了一些特殊激励措施，没有周六、周日，日夜奋战，热情很高，参加项目开发的人员很多是毕业不久（1－2 年）的本科生，也有部分毕业的研究生。经过 4 个月的奋战，在那年除夕上午，最后一项工程——张过路在东方明珠塔顶上安装高空瞭望全市的高倍望远镜并与全系统集成成功，至此，全系统所有子系统和全系统一次性调试和开通运行成功。所有参加项目的人都非常兴奋，长期奋战累积的疲劳也一扫而光，消防局的领导和参与项目的消防局的人也都非常高兴。记得那年除夕晚上，当时的市委书记黄菊和副书记孟建柱亲自到上海消防局消防指挥中心现场视察上海消防通信指挥系统的开通运行，给上海市消防局领导及所有消防局的人很大鼓舞，对我们复旦的公司也刮目相看，评价也很高，也是对我们 4 个月工作的肯定。通过这项工程的圆满完成，一大批能做大型综合项目的人才培养起来了，公司的员工士气高涨，我和不少年青人由此也成为好朋友，同时对公司来说，也开拓了一项新的业务增长点。不久我们又承接和完成了重庆和东莞等地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同时西安、成都、昆明、深圳等地的消防局都来公司商谈项目，使公司的经营业务一下子增长很多，也使公司认识到创新对公司的发展何等重要。
在上海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开通运行后，媒体上多次看到多地娱乐场所发生火灾，伤亡很多人，究其原因是发现火灾太迟，报警更迟，如果能及早报警，也许可以争得时间，使伤亡减少，或者甚至避免，进一步发现，发生伤亡事故的场所都安装了烟雾报警器，它可以在火灾开始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并报警，但是它不能自动向消防通信指挥系统报警，烟雾报警器的报警，需要管理人员去发现，在疏于管理（特别是晚上）时，往往在酿成大火后，才匆忙打 119 报警，丧失了第一时间报警的机会。2001 年 6 月，公安部消防总局在无锡召开全国消防安全贯标会，邀请我在会上作专题报告，我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火警自动报警系统，它把烟雾报警器与消防通信指挥系统联网，实现烟雾报警器自动向消防通信指挥系统报警，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可以在火情刚发生的第一时间接警、处警和出警，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另外在报告中，我还提出可以把重点防火单位的防火资料存入数据库，如消防通道、消防设施、楼层和场地结构、防火和救火预案等等，一旦发生火灾，可以从数据库中调出，对火灾现场指挥非常有帮助。我这个报告引起了许多省市的消防总队的兴趣，会后，参加会议的上海消防局陈飞局长很重视，他当时询问了许多细节。回沪后，他指令科技处处长与我们谈这个项目，我与公司主谈的市场部经理李立进讲，这个项目不要作一次性的工程项目，而要作长期服务项目，因为接入火警自动报警系统的单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逐年增加，另外，为保障火警自动报警系统长期正常运行，需要常年保持日常维护，如作一次性工程是做不到的。现在上海市消防局的火警自动报警系统按照服务的创新模式运行至今，已有 10 多年，证明当初提出的创新模式是具有生命力的。
1999 年－2001 年间，是公司创新的丰收年，除了开发出创新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和火警自动报警系统外，还有像 1999 年投标上海消防通信指挥系统那样，依靠全新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方法，投标并中标地铁运营公司的招标项目 “轨道交通信息系统管理网络建设工程”（这个项目包括 4 个子项：网络工程；办公自动化；企业资产管理；业务流程优化管理咨询）。招标前，也是已经有 8 家公司参与投标，他们都有地铁项目的业绩，我们也是第一次参与地铁项目的投标，没有地铁项目的业绩，考虑到当时上海地铁还只有少数线（1 号线、2 号线和 3 号线）开通运行，还有大量线路正在和等待建设，以及全国很多城市也正在规划和起步建设地铁，具有良好的项目前景。虽然我们公司没有地铁项目的业绩（背景），但我们了解到地铁运行公司的领导希望通过项目实施，来提升先进的管理水平的愿望，其他 8 家公司只是就事 (招标书要求) 论事投标，我们提出，先进的管理一定要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指导，为此，我们聘请了复旦著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先后向地铁运行公司的上中层领导干部每周末一次，开办了近 10 次先进管理知识的讲座，包括金融、经济、会计、管理以及入世（当时正处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的影响和应对等，打开了地铁运行公司上中层领导干部的眼界，提升了他们的先进管理理念。此后，我们递交的投标书，贯穿了先进管理理念和创新思想，与其他 8 家公司的投标书相比，更符合已经提高了管理理念的地铁领导的要求，我们公司脱颖而出，一举中标，这又是一个以创新取胜的成果。
在 2000 年－2001 年间，另一个成功开发的创新项目是 “电网可靠性分析系统”，这个项目是时任上海市南供电局的总工程师向我提出的，他告诉我，当时电力部正在山东某地试点解决电网可靠性分析问题，但方法可能有缺陷，他说，他有一个算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我组织攻关，我一口答应。在 2001 年，终于在上海嘉定供电所实现了 “电网可靠性分析系统”，当时的电力部相关部门负责人看了后，这个项目的算法及其实现的系统在国内是领先的，与法国同类系统相仿，可以解决电网的可靠性分析问题。
到了 2001 年底，公司已经有了一批创新技术与软硬件产品，已经签订了一批应用项目，还有一批项目还正在洽谈，在当时已经显现出良好的市场前景，在 2001 年，新增项目的合同额达 7000 多万元，比前一年翻了一倍还要多，这都是靠创新产生的效益，尤其是几个创新项目的技术与产品已经在国内产生良好的市场信誉，吸引一大批用户前来洽谈项目，创新项目和市场推广的成功，也鼓舞了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和信心，展现了公司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 1996 年开办复旦网络公司走上创新之路之后的 9 年间，我培养了 9 位博士，近 30 位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网络与信息安全，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计算机网络发展起来后的另一个极有创新活力的重要的后续发展方向。为培养研究生的需要，我又去争取和得到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的 863 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培养研究生创造了条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国内一级学术刊物和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有水平的论文。但是，在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张世永老师做出的成绩远比我出色。
经过前五年公司的创新发展，到了 2001 年底，公司已经开拓三大行业有影响和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技术、产品和一大批项目以及还正在洽谈一大批后备项目合同。当时公司已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软件企业资质、涉及国家秘密的系统集成资质、系统集成二级资质、以及智能建筑设计甲级资质和施工乙级资质等一大批资质证书，公司已具备进一步更大发展的条件与机遇。
2002 年初，我年龄 64 岁之际，卸任总经理。之后由于公司人事不断变动、经营又失误，原来蒸蒸日上和很有发展希望的一个高科技公司，业绩下滑，逐渐衰败。
四、 结束语
2015 年，是我校计算机学院前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成立 40 周年，也是我从 1960 年 10 月开始走上计算机之路的第 55 个年度，是值得庆贺的。院领导要我写回忆文章。今春开学，同学又是打电话，又是发短信，约我见面，负责回忆录工作的刘其真老师又特别关照我。我觉得计算机学院发展到今天，是全体师生共同奋斗的结果，一部计算机学院发展史也是全体师生创造的一部奋斗史，因此，每一个参与计算机学院工作和学习过的师生的回忆录，也是计算机学院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由于采访时间有限，没有来得及讲，还有些事，由同学来写可能也说不清楚，思考再三，决定提起笔，写了上述回忆走过的路。
张根度
2015 年 4 月 10 日
张根度教授在向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领导同志汇报科研成果
左起：黄菊、李岚清、徐匡迪、张根度、杨福家、陈至立、龚学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