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 年 3 月 12 日
地点：上海市交通西路朱传琪教授家
被采访人：朱传琪教授
采访人：刘志鑫、赵志洲 （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一年级研究生）
前言
朱传琪教授是原复旦大学并行处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7 年被授予上海市科技精英。主要研究方向是并行计算和并行处理。比如他所主持的并行化编译环境 AFT 被国家鉴定为整体技术国内领先, 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 在程序并行化分析能力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他在 1982 年到 1988 年期间曾在美国长期进修和开展研究工作。朱传琪教授也曾参加设计我校的 719 计算机、FD-753 计算机、美国著名的大型并行计算机雪松（cedar）等。我们计算机学院的学生有幸对朱教授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采访。
问：朱教授，您曾主要参加过哪几台计算机的设计工作？这些设计经历对您开展并行处理等研究有什么重要的促进作用？
答：实际上我是从数学系毕业的，开始对计算机并不熟悉，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当时是完全自学的，阴差阳错地接触了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最开始是参与了 103 计算机的相关工作，当时那是中国第一台批量生产的计算机。之后因为教学工作需要，参加了 719 计算机的相关工作，主要是为各高校生产了一批机器。753 机与计算机系的产生密切相关的，它促进了计算机系的成立。我们复旦大学是第一所成立计算机科学系的高校。之后我到美国参加了 Cedar 的设计。753 机的技术在当时是很先进，尤其是测试诊断技术，在国际上也是很先进的。753 机在当时算是大型计算机，用到了一些并行的技术。753 的设计经验对后来 Cedar 机的设计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设计机器的时候还请了一些国外的专家一起研讨交流学习。著名的库克教授也觉得我们设计的 753 机很先进，之后才有了他请我一起进行 Cedar 的设计工作。
问：您在美国的多年进修和研究，对您回国开展研究有哪些影响与帮助？
答：一个是开拓了眼界，当时对美国的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存在着一种迷信，自己觉得存在很大的差距，很多外国的文献都觉得很高深，看不懂。到了国外才发现，我们看不懂的一些知识，他们自己也没有怎么搞清楚。不管怎么说，到国外去还是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同时也破除了一些迷信。Cedar 研制过程中很多关键问题还是我解决的。
问：你对出国留学的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答：现在的学生还是有一定的必要去外国深造一下。就现在来说，在技术方面国内和国外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很多新的概念都是国外提出来的。计算机方面很多概念其实没有那么玄，很多新的概念只是在旧概念基础上换了个新名词。我是从第一代计算机开始接触计算机的，计算机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每到一个新阶段都会有很多的新名词产生，每两三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热点，但实际上很多都是老的概念在新技术下翻新。发展的规律基本可以从之前的历史中总结出来。
问：出国的学生怎样才能在国外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答：主要是要融入社会，融入他们的研究团队。各个国家对取得学位需要发表论文的要求不一，但一般需要教授认为你能达到学习的要求。每个升学阶段都有评审团队评定你的升学资格，根据评审结果判断你有没有升学的资格。与中国不同的是，教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决定权。没达到教授的要求不会让你毕业的。遇到苛刻的教授有时很多年都不能毕业。
问：您回国后是怎样确定您的研究方向的？为何选择了并行处理这一研究方向？
答：当时主要是参与了几个计算机的设计，在参与项目的过程是发现需要很多新的概念新的思想，自己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我比较熟悉的方面是系统结构。在美国主要是并行系统与工程设计等方面的工作与研究，但也做了些并行软件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回国之后，因库克教授是并行编译领域的先驱者，我在美国与他合作，进行了很多相关的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
问：我们学校在并行处理研究领域方面有哪些成就？
答：从研制 753 计算机开始，我们早些时候都是找资料进行基础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互联网络的同构，是偏理论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很多种类的网络。在美国主要进行了并行处理研究，很多想法都是来自于工程。我们设计 Cedar 时，希望去申请专利，所以可惜很多成果没有能发表，相关文章却被别人先发表了。如弱一致性，虫洞等技术，我们在设计时已经实现出来了，相关的文章一两年后才有的。现在看来觉得很可惜。在并行编译与编译优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执行时编译优化等。
问：您能否谈谈当前中国计算机的整体水平？您对中国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前景的看法如何？
答：“天河一号” 计算速度连续几年都是世界第一，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其他国家如美国并不是没有研制这样的机器的技术与能力，这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在计算机与相关领域上，市场是很大的，比如手机，平板电脑等很多人在用，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只要有足够人力财力投入到相关的研究开发与商品化中去。中国计算机与其应用方面，很多东西如互联网经济是可以比美国还要普及与市场化的。计算机发展也分开始的起步阶段，之后的发展阶段，之后慢慢成熟趋向稳定。系统结构方面我觉得已经趋向成熟，难有很大的突破。很多名词可能是新的，但他的思想其实早就有了。新名词出现以前就有了，但硬件等条件跟不上，没法实现，现在条件达到了，就可以实现了。比如大数据，以前是不可能整合这么大的数据的，没有那么大的存贮与快速的运算及通讯技术。计算机的发展其实是技术主导的，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相应的系统与应用出现。计算机领域都喜欢标新立异，实际上是否认了前面的成果，这有一些客观因素，但这是不好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的，不过是加了些新的名词。不同于生物化学物理等学科，计算机科学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冯诺曼机的出现是革命性的，但到现在都没有突破这一系统。只是技术进步后实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很多概念都是一样的，只是规模不一样。随着计算机能力的提高，提出了一些新的名词、系统与应用，实际上就是硬件与软件的配置问题，分配客户端服务器端保存与运行不同的东西。
问：朱教授，您觉得一名优秀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首先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局限于导师的要求。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去扩展一定的范围，不能按部就班的做导师要求的事。我在数学系时做的学位论文还是不错的，课题是自己找的。之后导师交给我一个课题，我努力去研究，但并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出来。应该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学习。要提出自己的想法。当然开始还是要多读书，多接触各种理论。不同的导师不同的学生，都有相对应的学习方式，因人而异。有些学生很有想法，但有些学生喜欢按部就班的去学习，情况不同，需要因材施教。
问：您结合科研实践带出了许多优秀研究生，您能否谈谈您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体会？
答：我基本上教的是研究生，我主要是以项目来带研究生，当然不是只去做项目，而是在做项目的中间去做研究，不局限于具体的事情，要去拓广下去，进行深入研究，就会有很多要研究的课题。我回国后主要做并行化编译与编译优化问题。研究的成果可以应用到系统中去，做系统时又会发现很多要研究的问题。当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改变，不能生搬硬套。我觉得用项目带学生还是很好的，当然这里的项目不是公司里的那种项目，而是一些研究性的项目。我在美国做 Cedar 时也是一样的。这虽然是一个工程性很强的项目。但这个项目是最新的领域，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问：您认为年轻人在开展科研合作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答：我认为团队精神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善于折中和妥协。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都是需要折中和妥协的。个别才华好但不擅长与人沟通的可以做理论科学研究。合作是相互的，非常自我的人很难相处，自己也要提高与别人交际的能力。
问：您对计算机学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答：我现在对具体情况也不是很熟悉。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工作都做得很好，但也有很多的不足。我认为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坚持性不够，研究方向经常改变。计算机方面经常会出现很多新的名词，技术等，如果不作出改变可能很难生存下去，但不停的转变方向也不好，最好从自己的领域出发提出新的方向。我们学校在计算机方面有很多的 “第一”，比如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数字电子计算机，就是我们复旦的。数字识别也是复旦最先的。计算机排版系统也是复旦参与最先设计出来的。历史上复旦计算机还是很辉煌的，但很多事没有坚持做下去，之后就被其他人赶超了。
学生：谢谢朱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使我们受益非浅，非常感谢！
朱教授：不用客气，我非常高兴有机会与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畅谈。
朱传琪教授在接受学生采访
朱传琪教授与参加采访的学生合影
（注：本次采访的主要提问人：赵志洲；录音、文字整理：刘志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