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霭成
一、偶然的机遇
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函数论组，其学习的方向是逼近论，就是用多项式或三角函数尽量逼近所要讨论的函数。1960 年毕业后，分配在数学系概率论教研室，教概率论和数学分析，并参加马尔可夫过程的讨论班。文化革命后期，带领数学系同学，去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学习制作打字机。在工宣队进驻并管理复旦大学的时候，一次在 600 号的 602 室开会，工宣队的一位队员突然宣布坐在左边的人今后去造计算机，坐在右边的人仍旧搞数学，我就坐在左边，在这偶然的情况下被分配去造计算机，我感到惊异。实际上，我很愿意参加实践，这偶然的机遇让我感到高兴。
二、艰难制作的布线机，整机从头做到脚
没有任何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的许多从数学系过来的人就开始制作计算机，好在还有在 1958 年就开始制作电子管计算机的陈训亮老师，他当时已经请教了数学系计算数学的老师，并且设计好了机器的指令系统，而我们要做的计算机被称为布线机，是为物理系制作集成电路用的，所以也请教了物理系的老师。有了指令系统，有了脉冲分配表，机器就开始一步步做起来了。从机器外壳的板金工作，机器型材的选择，到印刷线路板的制作，到整个机器框架的焊接，电路板焊接等等，全由教师亲手制作，看上去完全是一种原始的状态，一切都自己动手去做，或者工宣队认为这样才是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就连买材料有时也是教师踏着黄鱼车到外面去买来的，着实不易。至于器件许多都是由物理系制造的晶体管和小规模集成电路。在炎热的夏天，因为 200 号原来不是用于制作机器的楼房，而是文科的办公楼，导线根本负载不起我们制作计算机的电流量，熱得导线要烧起来，陈训亮老师只得爬到二楼房顶的夹层中去换电线。教师拿着 120 瓦的电烙铁焊框架地线，熱得汗流浃背。在制作的过程中，因为稳压电源的电压过压而烧毁部分机器的事也曾发生，我们都感到很震惊，我们学会了认真对待工作。我知道自己是惦记着工作，如果回到了家中，突然想起什么电烙铁或电源有什么不妥，一定会立刻冲到 200 号，看个究竟。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有了成果，机器确实是造成了，编了个程序，计算机甚至会唱歌了。但是用于制作集成电路的外部设备始终达不到水准，我们和物理系的李炳忠，叶仰林老师多次到安亭考察设备，都没有结果。这是我们国家的工艺水准问题，因此布线机，从未会布线。而教师在制作机器的过程中，既是设计者，又是工艺师，又是制作工人，又是老师。那时复旦计算机系尚未成立，只是积累了部分成立的基础。
三、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有实践机会，但知识面局限
在学校制作计算机的目的不仅是机器本身有用，也是为了教学。那时的讲法是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学生们参与全部制作过程，从焊接印刷电路板，调试由与非门构成的 J-K 触发器，到调试内存，甚至测试磁芯。对于每一条指令更是一一地调试。因此，学生对于实习用的计算机确实有认真深入的了解，但是知识面很局限，就限于一台计算机，并且还可能是一台不很先进的计算机。当然培养的代价也很大，对于设计和生产计算机的我们也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学生们的制作工艺水准很低，做成的设备和机器都不能真正使用，因而造成浪费，再由教师和工人进行返工，比新制作更麻烦，更不可靠。我们感到这里面有不少问题，但也无法提出意见。
四、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决定了机器水准
一进入制造计算机的环境，就感到和在数学系工作时的状态佷不同，在数学系工作时，感到个人相对独立，可以一个人钻研，而一进入制造计算机的环境，就感到团队工作的重要性，组织人力的重要，如果协调不好，很容易产生矛盾，对于机器的设计思想也有不同意见，以谁的想法为主，这里协调好整个团队是非常重要，大家齐心合力才能做成。另外，计算机可以制作成什么样的水准，处处和国家的生产水平相关，无论电路器件、印刷电路板、框架、机壳、按钮开关等等，无一不体现中国当时的生产水平，当时没有一件物品是从外国购买的，这种一切自力更生的做法锻炼了工作人员的能力，但也限制了机器的水平。因此中国能有什么，我们的机器才能有什么。
五、模仿与创新
我参与制作过两台计算机，一台是布线机，一台是 JS－413，前者是是自行设计的，后者是模仿 Nova 计算机。这里我感觉自行设计，自力更生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不是在当前已经非常先进的技术基础上自行设计，而是凭借自己的一些简单想法就去设计，那意义是不大的。机器是设计出来了，但根本比不上当时世界上已有的机器，因而显得落后。对于模仿而言，我认为它是一个学习过程，我们把外国机器的指令流程，逻辑图纸全部细细地读一遍，理解了机器的设计思想，读懂了图纸，然后依照中国当前的器件水平，把机器复制出来，此时器件的集成度反而降低了，中规模集成电路变成了小规模集成电路，但机器确实是复制出来了，经过调试，这机器还真和外国机器一样，当外国的软件放到机器上，立刻可以运行，这机器是徐公权老师主持制造的。后来制作了 10 台，供学生们作为典型产品实习，又曾安装线切割机的软件，卖给工厂，也卖到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我记得是 10 万元一台，现在看来还真贵。我想这种模仿只是一个学习过程，没有任何自己的创意，我们既需要学习已有的知识，又要有自己的创新想法，这才能使中国的计算机制造不断进步，后来因为学校的环境并不适合制作机器，所以渐渐地就都转入软件方面的工作。
六、硬件发展历程
1956 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第一次在复旦看到的计算机是姚晋先生设计的国内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复旦 601 型电子积分机，这台电子模拟计算机曾在校内展出，全校的师生都去参观，盛况空前，姚晋先生亲自解说，我看到党委副书记王零也在场，说明是很重视的。下图是姚晋先生正在向参观复旦 601 型电子积分机的陈望道校长和外宾解说机器。
姚晋先生（左一）正在向陈望道校长（右三）和外宾解说复旦 601 型电子模拟计算机
后来则是在 1958 年大跃进时期，数学系分出部分学生去造计算机，同时一部分华东师大和师院的学生和部分数学系学生合在一起，成立了计算数学训练班，从此学校数学系有了计算数学专业。分出去造计算机硬件的同学如陈训亮，徐研人，周新，顾德全，孙尧年，蒋知本，谢铭培等人和物理系的姚晋先生，北大毕业的郭健民老师结合在一起真正开始制造计算机，这是电子管的机器，和现在相比，机器很大，机器可以占到几间房间，功能却差，但这是真正的数字计算机，他们真是中国制造计算机的先驱，是中国制造计算机的祖师爷，功不可没。他们制造的机器就是 602。在此同时还买过一台机器 103, 水准和 602 相当。当时的计算数学的同学都是在这两台机器上训练的。
等到文化革命后，我们这一批数学系的人参加造计算机时，已经是晶体管计算机，进一步是小规模集成电路，中规模集成电路的机器，如布线机和 JS－413 等，这些机器曾经卖出去过，特别是和线切割机联用，产生过实用价值。同时还为典型产品教学做出了贡献。属于这一级别的机器还有 719，它是由王世业老师负责的。
到 1975 年计算机系成立时，系里要造 100 万次计算机，这就是 753，这台机器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很想弄个名堂，但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工作进展并不快，而且重要的优秀工作人员顾德全因工作过劳而猝死，十分可惜。最后 753 制成的时候，系里又买了国外的新机器，753 却比不过国外进口的新机器，因此没有被使用。自此以后系里不再造大的计算机，感到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全都转向软件。
从硬件发展的历程看，机器的水平完全是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是同步的。因此从一台机器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
当然，计算机后来进入了工作站，PC 机和互联网的时代，也不再需要学校制造一台主计算机了。
七．希望的种子遍布全球
最近有两件事使我震动，一件事是周新老师的离去。2014 年 10 月 9 日，我们计算机学院送别周新老师时，全体健在的制作复旦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 602 的老师们排成一行，向周新老师鞠躬致敬，他们是郭建民，陈训亮，徐研人，孙尧年，谢铭培。我心里明白，我们国家第一代制作数字电子计算机的人开始谢幕了。
另一件事是 2014 年 10 月 26 日，计算机系 1984 年毕业的同学返回复旦举行他们毕业 30 年（1984-2014）的聚会，返回的人共计 91 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大洲：
亚洲（中国 41 人，其中北京 5 人，天津 1 人，上海 27 人，杭州 2 人，江苏 1 人，合肥 1 人，郑州 1 人，西安 1 人，福建 1 人，广州 1 人。日本 4 人。新加坡 2 人）。
北美洲（美国 33 人，其中加州 11 人，波士顿 4 人，纽约 1 人，宾州 1 人，佛罗里达 1 人，西雅图 3 人，弗吉尼亚 2 人，芝加哥 2 人，新泽西 4 人，科罗拉多 1 人，亚特兰大 1 人，休斯顿 1 人，罗德岛 1 人。加拿大 5 人，其中渥太华 2 人，多伦多 2 人，卡加里 1 人）。
南美洲（巴西 1 人）
澳洲和新西兰（澳大利亚 3 人，其中悉尼 2 人，坎贝拉 1 人。新西兰 1 人）
欧洲（法国巴黎 1 人）
看来除了非洲，各大洲都有毕业生，他们已经遍布全球，在中国各地，在美国各地都有人，分布得非常广。我们从制作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到看到学生们遍布全球为世界人民工作，真感到高兴，我们的工作值了。我们希望复旦计算机学院的师生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多工作。
吴霭成简介
吴霭成 女，1937 年 9 月 17 日生，福建闽清人，教授。1960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数学系概率论教研组，从事概率论和数学分析的教学。1968 年至 1975 年，在复旦大学四一工厂参加设计和制造自动布线机和 JS-413 机。1975 年在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系统结构教研组工作。教授计算机原理，数字逻辑，计算机系统性能评价，人工智能，AutoCAD 等，负责七五项目 “系统模拟技术研究”。
